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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不知道限時信的郵資是多少？」朋友問我。「嗯……」「你一個月水費多少錢？」「不清楚耶，都是自動轉帳的。」「計程車一上車是從幾塊錢開始跳表？」「八十嗎？」「你喜歡喝柳澄汁，總該知道一斤柳丁大概多少錢吧？」「五十？」「老天！」朋友感嘆，「你完全沒有生活常識！」
一月，我辭去工作，到美國玩了一趟。回來後，開始重新生活。重新生活最難的，不是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固定見到的人，而是沒有生活常識。
不知道郵資多少，是因為以前在公司寄信都是丟給櫃台小妹。不知道水費多少，是因為不在乎那幾百塊錢。不知道計程車幾塊起跳，是因為一上車就累得睡著。不知道柳丁怎麼賣，是因為從來沒有自己榨過柳丁汁。
過去的生活，都是由別人「代工」。我雖然沒有菲傭，但很少自己動手。小到水費，大到友情，我都用廣義的自動轉帳。當我和世界互動時，我常常不在現場。久而久之，我在自己的生命中，變成一位來賓。坐一坐，喝個茶就走了。不用清理，不留痕跡。這樣的生活雖然方便舒服，但過久了，感覺身上包了一層保鮮膜，別人看或自己摸，都太過光滑而不夠真實。有了保鮮膜，我已經好久沒有流汗了。外表看起來新鮮，內心早就過了有效期限。
為了找回真實感，我捲起袖子，凡事自己來。嘿，你不要誤會，我不是說要自己養牛，一早起來睡眼惺忪地擠牛奶。我沒那個野心，更沒有那種能力。我只是像嬰兒學步般，一小步一小步、一滴汗一滴汗地，開始學習生活技能。
踏出第一步之前，得先「維修」自己。很多時候，我們雖然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內在早已殘破不堪。但只要內在還不至於影響到生命狀態的底線，比如說呼吸或心跳，我們就硬撐在那裡。我六個月換一次手機，但不記得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換過自己。
二月一號，一個月的第一天，從外而內，我把自己送廠維修。
瓦斯爐老是打不起火來、烘衣機每次要烘四小時、浴缸出水口的水流得很慢、天花板的燈泡有一個不亮、喝冰水時牙有點酸、電影院的字幕越來越模糊、衣櫥的左邊一直很空、看到某人的照片還會心痛……這些東西不修會不會死？當然不會。我還是吃飯睡覺，慢慢變老。但我不想再妥協下去。我不奢求富裕的生活，但對於我擁有的少數的物質和心靈，我希望它們完美。家以外的世界，我隨時準備妥協。但打開家門，我值得有一個尊貴的空間。
於是我打電話給水電行、周末去大賣場、忍痛補好蛀牙，把舊情書鎖進百寶箱。然後我沖個澡，坐在床上。世界還是一樣，地毯好像還是有點髒，但我像是一輛剛洗過的舊車，準備好轉彎出發。
出發，當然要加油。活著，得從吃開始。習慣在外面吃，口味變重了。糖和鹽一直加，事後再用茶來沖洗。為了掙脫這種惡性循環，我決定自己做。自己要弄吃的，要有材料和工具。我走進全家最乾淨的地方———廚房，才發現架子上有朋友送的洋酒，卻沒有醬油。打開冰箱，裏面有五彩繽紛的維他命，卻沒有蘋果或柳丁。我的廚房白得一塵不染，沒開過伙。但我知道此時裡面最需要的，是一個紅色的大同電鍋！
每餐都在家裡吃，我驚喜地發現：我可以一個禮拜不花錢！所以我的煩惱不再是怎麼賺更多的錢，而是怎麼樣做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醬的玻璃罐打不開怎麼辦？」「用熱水沖啊！」朋友訓斥我。「包子用微波爐蒸，出來變石頭！」「要灑水啊！誰叫你用微波爐？要用電鍋！」「荷包蛋都煎焦了！」「火開小一點！」「冰箱裡都是怪味道！」「不立刻吃的東西你要放在保鮮袋，往冷凍庫裡塞！」
我跑遍世界，暢行無阻。但在一個小小的廚房，我卻寸步難行。
當我把煮好的義大利麵軠為什麼動都沒動，看起來卻像吃剩的？軡放在桌上，突然聽到一個尖銳的聲音。我本能地跑回廚房，檢查鍋爐門窗。當它再響時，我才發現聲音來自客廳。那是……
我的電鈴。
我家竟然有電鈴！
「掛號信！」「喔！那……我要下來嗎？」軠廢話，你以為他是快遞嗎？軡
我跑到一樓，郵差穿著雨衣，背對我站在冬雨中。瀟灑地像荒野大鑣客，隨時準備轉身決鬥。我開門，他轉身，臉上都是雨水，嘴角卻乾裂。我突然了解到：我能舒服生活，是因為有這麼多人辛苦地工作。
「有沒有帶印章？」他問，「你是王文華嗎？」「我……」
我跑回去拿，然後看到他把我的印章蓋在被雨滴沾溼的紀錄本上。過去，沒有人問過我是不是王文華，我也從來不去思考這個問題。但一名陌生的郵差逼我拿出印章、面對自己。
錯過郵差時，我得去郵局認領郵件。要學會簡單生活，必須常常出入公共場所。捷運、公車、銀行、郵局……我的生活圈不再局限在菁英少數，而進入芸芸眾生。我看到的不再是飄在星河的名人，而是掛在塑膠窗上的名牌。
「張先生，請問郵件招領在哪裡辦？」「先抽號碼牌。」「號碼牌在哪裡拿？」「你沒來過嗎？」他問。
我慚愧地搖頭，「對不起，順便請問一下限時信的郵資是多少？」
「十二塊。」
我恍然大悟，拿了號碼牌，坐到綠色的塑膠椅上。沒有下一個行程，於是坐得很穩。我睜開眼睛，看到真實的台北人。學生、主婦、公司工讀生、退休老人。他們戴著口罩，枯坐到睡著。我重新加入我在年輕時熟悉的族群，跟著他們排隊、秤信、跟郵局人員爭吵、高興地領到鈔票。我坐在又硬又滑的塑膠椅，呼吸擁擠郵局中潮濕而悶熱的空氣，終於體會到：「This is it！當一切都還原到最基本時，生活就是如此。」
「九三二號，請到十八號櫃台……」
郵局在呼叫我，我慌張地衝上前去，生怕錯過了我的號碼。我是九三二號，經過長久的等待，終於輪到我，走向生命的櫃台。我的生命是一封限時掛號，長久以來我只是收信人。當這封信被送到我家時，我不在，或說其實我在，但因為忙於別的事，沒有聽到電鈴。於是我的生命，靜靜地被放在郵局櫃台後失物招領。年紀輕輕，卻已沾滿灰塵。它怎麼會流浪到櫃台後呢？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現在我帶著刻著自己名字的印章，要把它領回來。
「你有帶私章嗎？」「有！」我堅定地說。「你是本人嗎？」「是！」
不知為什麼，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卻回答地如此驕傲。我拿回我的限時掛號，並不在乎裡面是什麼東西。也許是情書，也許是存證信函，也許是紅包，也許是空的。寶貝或麻煩，無所謂，只要我領回屬於我的東西。
我走出郵局，注意到角落的郵筒。我警覺到：日後我都要自己寄信了。雖然麻煩，但我很高興在生命中從收信人升級成寄信人。而我將開始不斷地問自己：下一封信，我將寄向何方？
◎刊載於《聯合報》副刊 2005 / 03 / 10
一月，我辭去工作，到美國玩了一趟。回來後，開始重新生活。重新生活最難的，不是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固定見到的人，而是沒有生活常識。
不知道郵資多少，是因為以前在公司寄信都是丟給櫃台小妹。不知道水費多少，是因為不在乎那幾百塊錢。不知道計程車幾塊起跳，是因為一上車就累得睡著。不知道柳丁怎麼賣，是因為從來沒有自己榨過柳丁汁。
過去的生活，都是由別人「代工」。我雖然沒有菲傭，但很少自己動手。小到水費，大到友情，我都用廣義的自動轉帳。當我和世界互動時，我常常不在現場。久而久之，我在自己的生命中，變成一位來賓。坐一坐，喝個茶就走了。不用清理，不留痕跡。這樣的生活雖然方便舒服，但過久了，感覺身上包了一層保鮮膜，別人看或自己摸，都太過光滑而不夠真實。有了保鮮膜，我已經好久沒有流汗了。外表看起來新鮮，內心早就過了有效期限。
為了找回真實感，我捲起袖子，凡事自己來。嘿，你不要誤會，我不是說要自己養牛，一早起來睡眼惺忪地擠牛奶。我沒那個野心，更沒有那種能力。我只是像嬰兒學步般，一小步一小步、一滴汗一滴汗地，開始學習生活技能。
踏出第一步之前，得先「維修」自己。很多時候，我們雖然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內在早已殘破不堪。但只要內在還不至於影響到生命狀態的底線，比如說呼吸或心跳，我們就硬撐在那裡。我六個月換一次手機，但不記得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換過自己。
二月一號，一個月的第一天，從外而內，我把自己送廠維修。
瓦斯爐老是打不起火來、烘衣機每次要烘四小時、浴缸出水口的水流得很慢、天花板的燈泡有一個不亮、喝冰水時牙有點酸、電影院的字幕越來越模糊、衣櫥的左邊一直很空、看到某人的照片還會心痛……這些東西不修會不會死？當然不會。我還是吃飯睡覺，慢慢變老。但我不想再妥協下去。我不奢求富裕的生活，但對於我擁有的少數的物質和心靈，我希望它們完美。家以外的世界，我隨時準備妥協。但打開家門，我值得有一個尊貴的空間。
於是我打電話給水電行、周末去大賣場、忍痛補好蛀牙，把舊情書鎖進百寶箱。然後我沖個澡，坐在床上。世界還是一樣，地毯好像還是有點髒，但我像是一輛剛洗過的舊車，準備好轉彎出發。
出發，當然要加油。活著，得從吃開始。習慣在外面吃，口味變重了。糖和鹽一直加，事後再用茶來沖洗。為了掙脫這種惡性循環，我決定自己做。自己要弄吃的，要有材料和工具。我走進全家最乾淨的地方———廚房，才發現架子上有朋友送的洋酒，卻沒有醬油。打開冰箱，裏面有五彩繽紛的維他命，卻沒有蘋果或柳丁。我的廚房白得一塵不染，沒開過伙。但我知道此時裡面最需要的，是一個紅色的大同電鍋！
每餐都在家裡吃，我驚喜地發現：我可以一個禮拜不花錢！所以我的煩惱不再是怎麼賺更多的錢，而是怎麼樣做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醬的玻璃罐打不開怎麼辦？」「用熱水沖啊！」朋友訓斥我。「包子用微波爐蒸，出來變石頭！」「要灑水啊！誰叫你用微波爐？要用電鍋！」「荷包蛋都煎焦了！」「火開小一點！」「冰箱裡都是怪味道！」「不立刻吃的東西你要放在保鮮袋，往冷凍庫裡塞！」
我跑遍世界，暢行無阻。但在一個小小的廚房，我卻寸步難行。
當我把煮好的義大利麵軠為什麼動都沒動，看起來卻像吃剩的？軡放在桌上，突然聽到一個尖銳的聲音。我本能地跑回廚房，檢查鍋爐門窗。當它再響時，我才發現聲音來自客廳。那是……
我的電鈴。
我家竟然有電鈴！
「掛號信！」「喔！那……我要下來嗎？」軠廢話，你以為他是快遞嗎？軡
我跑到一樓，郵差穿著雨衣，背對我站在冬雨中。瀟灑地像荒野大鑣客，隨時準備轉身決鬥。我開門，他轉身，臉上都是雨水，嘴角卻乾裂。我突然了解到：我能舒服生活，是因為有這麼多人辛苦地工作。
「有沒有帶印章？」他問，「你是王文華嗎？」「我……」
我跑回去拿，然後看到他把我的印章蓋在被雨滴沾溼的紀錄本上。過去，沒有人問過我是不是王文華，我也從來不去思考這個問題。但一名陌生的郵差逼我拿出印章、面對自己。
錯過郵差時，我得去郵局認領郵件。要學會簡單生活，必須常常出入公共場所。捷運、公車、銀行、郵局……我的生活圈不再局限在菁英少數，而進入芸芸眾生。我看到的不再是飄在星河的名人，而是掛在塑膠窗上的名牌。
「張先生，請問郵件招領在哪裡辦？」「先抽號碼牌。」「號碼牌在哪裡拿？」「你沒來過嗎？」他問。
我慚愧地搖頭，「對不起，順便請問一下限時信的郵資是多少？」
「十二塊。」
我恍然大悟，拿了號碼牌，坐到綠色的塑膠椅上。沒有下一個行程，於是坐得很穩。我睜開眼睛，看到真實的台北人。學生、主婦、公司工讀生、退休老人。他們戴著口罩，枯坐到睡著。我重新加入我在年輕時熟悉的族群，跟著他們排隊、秤信、跟郵局人員爭吵、高興地領到鈔票。我坐在又硬又滑的塑膠椅，呼吸擁擠郵局中潮濕而悶熱的空氣，終於體會到：「This is it！當一切都還原到最基本時，生活就是如此。」
「九三二號，請到十八號櫃台……」
郵局在呼叫我，我慌張地衝上前去，生怕錯過了我的號碼。我是九三二號，經過長久的等待，終於輪到我，走向生命的櫃台。我的生命是一封限時掛號，長久以來我只是收信人。當這封信被送到我家時，我不在，或說其實我在，但因為忙於別的事，沒有聽到電鈴。於是我的生命，靜靜地被放在郵局櫃台後失物招領。年紀輕輕，卻已沾滿灰塵。它怎麼會流浪到櫃台後呢？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現在我帶著刻著自己名字的印章，要把它領回來。
「你有帶私章嗎？」「有！」我堅定地說。「你是本人嗎？」「是！」
不知為什麼，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卻回答地如此驕傲。我拿回我的限時掛號，並不在乎裡面是什麼東西。也許是情書，也許是存證信函，也許是紅包，也許是空的。寶貝或麻煩，無所謂，只要我領回屬於我的東西。
我走出郵局，注意到角落的郵筒。我警覺到：日後我都要自己寄信了。雖然麻煩，但我很高興在生命中從收信人升級成寄信人。而我將開始不斷地問自己：下一封信，我將寄向何方？
◎刊載於《聯合報》副刊 2005 / 03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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