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靈魂曲

很多做人的道理，我是跟禽獸學的。

「禽獸」這兩個字很難聽，但很多時候，牠們比我們更有人性。

我最喜歡的英文字之一，是「Intimacy」。

「親密感」，比名或利，更難。有名、有利，甚至有好友、有配偶的人，未必有親密感。

剛到史丹佛念書時，發現教室的設計很特別：劇場式階梯、馬蹄型桌子，坐下來，看到桌上有一條長長的細縫。

小時候讀朱自清的《背影》，搞不懂沒有表情的物體，如背或橘子，為什麼這麼感人？長大後看愛情片，發現賺人熱淚的場景，如男主角消失在雨中、女主角隨火車遠去，臉都看不清晰。

我慢慢領悟：我們溝通時都太倚賴表情和語言。但有時隔了一層的表達，反而更深遠。於是我開始請花店送花，卡片寫著只有我們兩人才懂的密碼。她開始留情書，並規定我要等她出國後才能拆開。我們開始享受，間接的美感。

「香草天空」最感人的一幕，是湯姆克魯斯對潘尼洛普克魯茲說：「就算我被冰凍了，你死了，我還是一樣愛你。」試想，當一個人被冰凍，另一個人死了，這兩個人還能愛嗎？如果還能，這種愛又有多強？

「香草天空」的編導是卡麥隆克洛，之前的作品包括「成名在望」、「征服情海」等。克洛善於寫聰明、深刻，卻又不流於掉書袋的對白。他的角色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常會用腦筋急轉彎的短句一針見血的道出人與人之間赤裸的尷尬或情意。當湯姆克魯斯在派對上和潘尼洛普搭訕，嫉妒的卡麥隆狄亞在一旁監視，潘尼洛普看著狄亞，說她是「有史以來握著馬丁尼酒杯的女人中最悲傷的一個。」在「征服情海」，湯姆克魯斯挨了分手未婚妻的一拳，她手上的鑽戒割破他的眼角，女主角芮妮齊薇格表示同情，克魯斯自嘲：「好險訂婚時我沒送她她真的想要的那只鑽戒」。在「成名在望」，15歲的男主角的媽媽認為他在演唱會認識的女孩都隨便，感慨說：「你看看這些女孩，全部都是灰姑娘，但沒有一個穿得下玻璃鞋。」

在電影「希臘婚禮」中，女主角原本在家裏開的餐廳打工。因為工作無聊，所以做得索然無味。也因為索然無味，所以外表槁木死灰。年紀輕輕，卻穿著邋遢，任由自己過胖，一天天地混日子。直到有一天，他所喜歡的一名男客人完全忽略她的存在，她才突然警醒過來。她開始到大學修課，選擇了另一個能發揮所長的工作，並且認真地打扮自己，讓原本就有的美麗自然地展現出來。最後，當她和當初忽略她的男客人戀愛時，她的外表和不久前在餐廳的那個侍者，判若兩人。

美容業者都知道「Make-Over」這個字，意思是在一兩天之內，把一個人的外表徹底「整修」一番，而且刻意做出一個和先前截然不同的造型，讓這個人看起來煥然一新。其實，不僅新娘需要 Make-Over，在職場工作的我們也需要。十二月，正好是Make-Over 的好時機。

台北餐廳的「名字」，和台北的建築、人一樣，夾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虛張聲勢和幽微難解之間。大部分中餐廳的名字就像中國人的名字一樣，講究氣派和排場，大量使用「宮」、「殿」、「園」、「亭」、「苑」、「樓」等輝煌字眼，好像是給人去瞻仰朝拜，不是動刀動筷的。但是去了之後，才發現雷聲大雨點小，心想如果這也叫「園」，我家廁所也可以叫「亭」了。比較起來，「魚夫家飯」這種店名就真誠許多。你感覺飯是熱的，盤子是大的，但價錢還是合理的。

中菜西吃的餐廳，名字一向是比較反應大眾文化的風潮。八零年代，當柯波拉的「現代啟示錄」風靡全球時，「現代啟示錄」餐廳也以和電影同樣的震憾力在台北出現。八零年代末，姜育恆式的憂鬱情歌盛行，聽起來像姜育恆歌名的「異塵」 pub 出現。到了今天，村上春樹的風格是新的潮流，「挪威的森林」、「森林傳說」、「陽光空氣花和水」等也就適時出現。

最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是休葛蘭演的「非關男孩」。「非關男孩」的原著作者尼克宏比最會描寫長不大的男人的心態。在他前一部小說「失戀排行榜」改編的電影中，約翰庫薩克(娃娃臉的中年男人)飾演一個迷戀搖滾樂的唱片行老闆，三十多歲還沒結婚，對現實生活中每一段感情，都用一首流行歌曲來詮釋。你不知道是那些歌恰巧反應了他的愛情，還是他為了「實踐」那些歌而去談戀愛。這種本末倒置、分不清現實和流行文化的毛病，是所有長不大的男人的特徵。

在「非關男孩」中，休葛蘭也是一名三十八歲、家境富裕、遊手好閒的男子。為了泡單親媽媽，他竟然假裝自己是單親爸爸，編出一段悲慘故事，混進單親父母的聚會中。然後他輾轉認識了一位媽媽和她的十二歲的小孩，並和小孩成了忘年之交。在他和小孩的互動中，我們分不出誰比較幼稚。英文片名「About a Boy」指的倒底是休葛蘭或那個小孩，誰也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限時信的郵資是多少？」朋友問我。「嗯……」「你一個月水費多少錢？」「不清楚耶，都是自動轉帳的。」「計程車一上車是從幾塊錢開始跳表？」「八十嗎？」「你喜歡喝柳澄汁，總該知道一斤柳丁大概多少錢吧？」「五十？」「老天！」朋友感嘆，「你完全沒有生活常識！」

一月，我辭去工作，到美國玩了一趟。回來後，開始重新生活。重新生活最難的，不是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固定見到的人，而是沒有生活常識。

台北街頭，充滿了不合邏輯的標語或告示。

檳榔和水果攤，最近都被冠上「專業」的光環。你走在街上，除了「專業律師」、「專業會計師」的招牌，也會看到「專業檳榔」、「專業水果」。「專業」兩個字和「優質」一樣，被濫用到失去了任何區分好壞的意義。檳榔製造的過程有專業的程度我還可以理解，但水果？拜託！

坐計程車，是一天中感情起浮最大的時候。

台北的計程車應該是世界大城市中最多、最好的。因為供過於求，我們養成了「勢利」的態度。走到街角，一輛計程車的門已經停在腳前，你不上，因為它不夠新、不夠亮、甚至不夠大。為了避開司機受傷的眼神，此時要故意東張西望、摸摸頭髮、拿出手機來看一看，好像自己只等著過馬路而已。等到另一部光芒萬丈的Premio或Cerfiro開來，就算它擦肩而過，我們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搭車，要死要活地跑過去。嘿，花同樣的錢，我當然有資格坐比較好的車。這就像買書，一定要拿下面比較新的那本。「請問到那裏？」「喔，請從Sogo到216巷。」「你買的新書看了嗎？」「ㄝ，還沒有…..」

今年的秋天，好多颱風。颱風過後的台北，涼爽有陽光。朋友打電話來說：「一起吃午飯吧。」我們約在敦化南路的露天餐廳。「小姐喝什麼？」「礦泉水。」一小時後，朋友把剩菜打包，把沒喝完的礦泉水放進包包。我問：「剩這麼一點還要帶？」她說：「怎麼可以浪費呢？」我們揮手再見，她沒有坐計程車回公司。我看著她拿著打包食物，走向捷運站。

我的朋友 Wendy三十幾歲了。她像很多三十幾歲的單身女子一樣，非常節省。

史丹佛的第一學期，必修課之一是「組織行為學」。這堂課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為基礎，研究各階層員工的行為模式和心理動機。課堂上談過「Group Norms」的觀念，我把它翻成「主流民意」。這是指在組織中，個人的思考會向大多數人的意見靠攏，想法不同的少數人會自動放棄發言，或修正意見。

「主流民意」有助於企業團結一致地向前，但也讓眾人陷入隨波逐流的盲點。自詡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史丹佛MBA，當然對「主流民意」不以為然。討論時紛紛認為領導人應該抵抗追尋主流的傾向，讓組織中不同的聲音充分表達。

姪子八歲了，活蹦亂跳。晚上八點我趕回家，媽媽說他摔傷了。我走進他房間，他已經關燈睡了。穿著制服，斜躺在床上。右臂綁著繃帶，腫了兩倍大。我看著他閉著眼睛，四肢中有三肢煩躁地亂動。斷續發出打呼聲，正常的左手不斷抓著臉。突然間我領悟到：我來晚了。剛才匆忙趕來，也是枉然。我平靜地體會到：這一陣子我完全忽視了他。我寧願忙著加班、寫作、做節目。而忘了和他打棒球、下象棋、玩大富翁。在他黑暗的房間，我突然看得如此清楚：我，完全搞錯了人生的優先順序。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黑暗房間，因為只有在那裡面，我們才看得見對我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東西。

住在台北，很多事要等。

等電信局或第四台最煩，他們永遠不跟你約一個固定時間。「星期一早上過去。」「對不起，小姐，請問早上幾點？」「八點半到十二點半之間。」「對不起，我可不可以跟您要工程師的手機，我跟他約一個確切的時間。」「他們沒有手機。」

一九九四年七月，我從舊金山的史丹佛商學研究所畢業，準備到紐約工作。行李箱中裝著畢業證書，和入學時的夢想和熱情。在去紐約的飛機上，空姐給我花生米和紙巾。我在紙巾上隨手寫下：「商業的過程可以激發人類的智力和創意，挖掘出人性最美好一面。我相信：企業可以改變世界！」

十年來，我在紐約、東京、佛羅里達、台北工作，歷經了金融、電腦、電影、電視等不同產業。當年在紐約下了飛機，我卻不曾停止飛行。職場的亂流和起降，沒有安全帶可以抵擋。在這段旅程中，我一直帶著兩件東西：一件是電影《征服情海》的海報，另一件就是那張，記載著夢想的紙巾。

住在台北，常覺得自己沒知識。

很多城市的設計都假設市民很笨，所以街道名稱是 1、2、3順序排下去，高速公路和遊樂勝地的路標五步一個，不斷重覆，就怕你迷路。台北假設市民都是天才，街名不是大陸地名就是要有道德的意義。武昌街和襄陽路在台北的東邊還是西邊，兩條路的相對位置是什麼？哈哈，你得記得國中念的大陸地理才行。至於為什麼上街還要記得忠孝節義，那就更扯不清了。新街名更具挑戰性。「粉寮街」在哪裏？從街名毫無線索可循，它和「瑞光路」的相對位置是什麼？你當然猜不到。我們不能乾脆叫它們內湖 1 路、2 路、3 路，因為那樣比較沒氣質。

住在台北，得租房子。

租房子，就像找工作或談戀愛。廣告詞總是讓人心動，看到實物後多少有些失望。決定租下來，總是帶著小小的妥協。偶爾碰到愛不釋手的，不是太貴，就是在你還在猶豫時被人租走了。

住在台北，得逛攤販。

我搞創意，沒靈感時，常用的方法是看書、上網，跟同事在中央空調的會議室裏腦力激蕩。這樣出來的創意都很乾，像一碗白飯。

住在台北，得用手機。

手機的一百種優點，我不用講了。我要講的，是手機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