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七月，我從舊金山的史丹佛商學研究所畢業，準備到紐約工作。行李箱中裝著畢業證書，和入學時的夢想和熱情。在去紐約的飛機上，空姐給我花生米和紙巾。我在紙巾上隨手寫下：「商業的過程可以激發人類的智力和創意，挖掘出人性最美好一面。我相信：企業可以改變世界！」
十年來，我在紐約、東京、佛羅里達、台北工作，歷經了金融、電腦、電影、電視等不同產業。當年在紐約下了飛機，我卻不曾停止飛行。職場的亂流和起降，沒有安全帶可以抵擋。在這段旅程中，我一直帶著兩件東西：一件是電影《征服情海》的海報，另一件就是那張，記載著夢想的紙巾。
二○○四年的最後一天，在上班十年後，我辭去了工作，準備休假。去哪裡呢？工作了五年的紐約嗎？我搖搖頭。紐約的感覺跟台北一樣，到了那裡我還是會維持同樣的生活方式，遵循同樣的心態和價值。那去舊金山吧！我翻開當年「財務管理」課本，小心地拿出紙巾。它像蝴蝶標本，雖然死了，但色彩依然豔麗。回到母校吧！去尋找紙巾的作者，和十年前賴以飛翔的理想主義。
我鄭重其事的尋根之旅，誤點了三小時。三小時的等待，在台北的辦公大樓，簡直是罪大惡極！習慣以每十五分鐘為單位來訂行程的我，本能地打開手機。告別電話打完後，沒有任何事做。這對要求每一分鐘都要有產值的我，是全新的經驗。我離開候機室，走到免稅商店。既然不買Chanel，只有買綠豆糕。好久沒吃綠豆糕了，這趟旅程的意義，不就是找回過去的自己嗎？我癱在椅子上、張開雙腿、把綠豆糕放在腰上，像播種一樣，碎屑吃了一地。
我的心靈之旅，一直在吃東西。回到生存的原始狀態，開始當小孩。行前精心挑選的小說、雜誌、電腦、隨身聽統統沒拿出來。十多個小時的飛行，只有吃睡而已。在太平洋上空，昏睡中有人摸我的手臂。我勉強睜開眼睛，像外婆般的老外空服員慈祥地看著我：「先生，要吃晚餐嗎？」我點點頭，微弱地用中文回答「好啊」我做了十年的主管，但在今天，我樂於做被人照顧的小孩。
到舊金山已經晚上十二點，攝氏八度，跟離開時的台北一樣。通往租車公司的捷運上，我的行李車向低處滑動，我連忙抓住。坐在角落的老太太對我微笑，然後比個手勢，告訴我行李車煞車鍵的位置。面對她的善意，我一時不知如何回應。啊！我是多久沒有對陌生人微笑了！
租車公司給了我鑰匙，我大包小包走到「P23」停車位，赫然看到一輛224匹馬力、長5.4公尺、寬2公尺，像諾亞的方舟一樣的美國車。我跑回去找服務人員理論：「嘿，我是雅痞，我訂的是日本跑車！」「先生，我們為您免費升級，這是一片好意！」我正要發飆，突然想起剛才在捷運上教我「煞車」的老太太……於是轉念一想：我不是要改變人生嗎？為什麼又陷入過去的喜好中？就開諾亞的方舟吧！可以裝牛裝馬，如果幸運，還可以裝豔遇的對象。況且我離開已久，需要很多馬力，才能加速找回自己。
就這樣，雅痞啟動了祖父級轎車，開上101高速公路。
史丹佛在舊金山南邊四十分鐘、名叫「Palo Alto」的小鎮。舊金山、Palo Alto，和更南邊的「聖荷西」這一段，就是有名的矽谷。貫穿矽谷的高速公路叫「101」，是我最喜歡的數字。在美國大學，入門課程都叫「101」。當年剛來史丹佛時，我到大學部修過「心理學101」。十年後的午夜時分，開在「101」上，讓我覺得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我將再一次「入門」我的人生。
說Palo Alto是小鎮並不誇張，史丹佛的俗稱就是「農場」。它不像大城市裡的學校，圍牆明確界定了校區、和想像力。史丹佛的校舍，四散在Palo Alto的山坡和草地上。走到哪裡都可以沉思，一邊餵松鼠也可以一邊辯論知識。我住在「農場」中的學生招待所。房間狹小，卻簡單乾淨，正是改過自新的好地方。
一早起來到二樓健身房，透過落地窗看到山坡上像紗一樣微弱的陽光，和披著紗在吃草的麋鹿。打開電視，主持人講的不是政治，而是如何做更好吃的Cheese。我把跑步機設定一個小時。時間一到，機器自動減速，螢幕上出現「Cool Down」字樣，讓心跳逐漸恢復正常。若在台北，這時候早就跳下來，趕去沖澡上班。但今天我准許自己Cool Down，閉起眼睛享受「慢」。
中午去學生餐廳吃飯，窗外是一棵棵大樹和木製的野餐桌椅。這畫面讓我想起電影裡位於郊區的精神療養院或戒毒中心，當下我知道來對了地方！我雖然沒看醫生，但何嘗不是病人？在長年的工作壓力下，我們不斷地被壓抑，在中央空調的大樓裡仍然不能呼吸，這難道不是一種精神疾病？我拿著餐盤坐下，桌上有一份二○○五年一月三日的Palo Alto Daily News。隨手一翻，第十九頁剛好是一篇探討職場的文章，標題是「馬不停蹄的工作其實是失去了人生價值的表現」。BANG！這份發行量只有六萬份的小報如此適時而準確地點出了我和我很多朋友的問題！我們每日加班，卻沒有價值或意義感。這難道，不是一種毒癮？
下午我回到商學研究所。開學第一天，學生們洋溢著重新開始的興奮和自信。佈告欄上貼著各社團負責人的照片，笑容大得可以吞下整個世界。坐在學弟妹之間聽課，看他們意興風發地討論企業案例。有些意見我同意，有些令我嘆息。但一件事很清晰：每一代，都有更年輕、更聰明的人進入史丹佛，盡情揮灑後，兩年後進入職場。他們會挑戰上一代的想法，推翻上一代的價值。他們也像我們當年一樣，會被賦予一個機會來改變這個世界。他們有權利也有熱情，徹底運用那個機會。
於是我沉重、卻也鬆了一口氣地發現：還沒改變世界的我，已經成為下一代急欲改變的對象。上帝安排了祖父級轎車給我，其實是對我開了一個隱藏著真相的玩笑。真相是：實現理想，不是我的專利。而我對美好世界的定義，也未必能引起共鳴。和我意見不合的人不見得都腐敗了，而我也不用捨我其誰地把世界扛在肩上。有時候，我必須放手、let go。忘掉公司、客戶、世界、和尾大不掉的責任感。有時候，我必須專心地，照顧自己。
在Palo Alto，我照顧自己、現出原形。開祖父車，聽收音機上五年級的"I Want to Dance with Some-body"。一整天不講話，猛吃我喜歡的香蕉和沙拉。晚上，我看了全美國影評人一致叫好的《尋找新方向》(Sideways)。故事講一個小說家，到舊金山展開一場品酒之旅，藉此找回自己的人生(嗯……好熟悉啊……)。看完電影我到藥房，拿著Palo Alto Daily News剪下的優待券，花半小時研究一整面牆的護手霜。
嘿，別笑我，我知道不可能永遠過這樣的日子。我也知道沉潛和逃避的差別就在眨眼之間。《尋找新方向》的品酒之旅只有一周，不久後我也會回家，投入另一個戰場。但此時此刻，天殺的！我什麼都不管，我只關心收銀台前這包、正在打折的薄荷糖！
店員的無線電對講機響起，店長呼叫他。他拿起來回答，我可以聽見店長斷續的聲音。我突然想起在來舊金山的飛機上，機長在降落前曾說：「我們馬上就要降落在舊金山國際機場，想要收聽我和塔台通話的乘客，可以在第九頻道聽到。」從不收聽的我，一時好奇地戴起耳機。驚訝地發現當大部分乘客都在渾渾厄厄地沉睡時，同時間正有一段專業而清醒的對話在進行。
而生活不就像這樣？當我們正忙於手中自以為重要的事物時，真正攸關我們生死的對話、真正重要的人、事、情、愛釬正悄悄地從我們身旁溜走……
我回到母校，慢慢轉開，我生命中的第九頻道。
◎刊載於《聯合報》副刊 2005 / 0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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